最近几天她经常在屋子里跑步，只要阿森一出去，她就会沿着墙壁跑成一个圈，或是专拣对角跑，跑成一条直线，一跑就是半个多小时。有时候一天会跑上两次，直跑得浑身大汗淋漓，两条腿神经质地打颤，站不稳，稍不当心就有可能摔倒。但她并非存心折磨自己，她知道不这样不行，她必须运动，必须保持充沛的体能。好在这间屋子蛮大的，几乎可在里面打篮球。她跑的时候总把楼板震得闷声响，但楼下没人，楼下要是住着人就好了。她知道楼下没人是因为她曾经用凳子使劲夯击楼板，试图引起别人注意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上来看看 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　　门给从外面锁上了，她无法打开。窗户也钉死了，她试图撬开，可根本就撬不动。窗外是忙碌的苏州河，尽管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也仍能听见那些船只的马达声。她停下来的时候，气喘吁吁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的苏州河和对岸那一排排高低不等的楼宇，目光几近呆滞。

　　每次站到窗前，她就会油然生出许多绝望和悲哀。看不见窗下的行人，要不她肯定会尝试向陌生的行人求救。电话机倒是有一部，她起初怀疑他把电话线拔掉了，他没拔，她心想他怎么会愚蠢到这个地步呢？但她错了，他不在家的时候她拎起话筒，方知这台电话机已欠费多日，早被停用。他如果有钱的话怎么会连电话费也付不起呢？

　　她觉得从一开始就上了他的当，他还说给她10万块钱呢，她信以为真，跟着他来到这座废弃的仓库里，不想一到这儿就被囚禁住，再也别想出去。她觉得自己太幼稚了，他预先没给钱而她居然会听信花言巧语跟着上这儿来。结果到现在她一分钱没拿到不算，竟还给他囚禁了起来。她痛恨，心想要是不听吉米的话就好了。吉米被一个台湾老板包了，过得很富足，就劝她，她便动了心，不成想却一下跌入魔窟。

　　她在最初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怪，她看见这屋子里空荡荡的，面积大得吓人。他告诉她这儿原先是一座仓库，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，是一名荷兰商人为屯运货物建造的。这就是说还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。她知道在苏州河边上有许多类似的仓库，但他并没告诉她自己是如何住进来的。上海这座城市寸土寸金，一家三口要能拥有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都显得弥足金贵，而他居然一个人住着这么多面积，真不可思议。

　　这座仓库共分为上下两层，他住在上面这一层。到底是仓库，它的楼层特别高，站这二层楼上就如平常站在三四层上一样。只是这么个空旷的屋子给他住着太可惜了。他在屋子中央摆了一张床，其他地方都塞着这样那样的东西，比如破自行车、满是污垢的油桶、一些像是学生用的桌椅、空啤酒瓶，还有一些旧沙发旧家具等等。

　　他每天都变着法子折磨她。她要是表现出无法抑制的恶心，他就会说，你装什么正经！她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反抗只会遭致一顿毒打。她必须聪明些，必须想办法逃跑。

　　苏州河对岸的行人渐渐多起来，她知道又是下班时间。一天又这么无望地过去了。她不再望着窗外的苏州河，而是双手抱臂，走到床前静静地坐下。

　　她饿了，从她步入这间屋子起，一天就只能吃上两顿，能不饿吗？他早上起来就离开屋子，要到中午才回来，顺便给她捎回一份盒饭，然后他就又会出去，直到天快断黑再回来，也顺便给她捎回一份盒饭。盒饭的量总是那么少。而且有时他会在外面待上一整天，不知是忘了还是怎么，中午没给她送饭，不管她饿得有多难受，也不管她是死是活。

　　他叫她整天赤裸着，不准穿衣服。她在绝望的时候曾经想过杀他，趁他熟睡之际杀死他，屋子里有几块方砖，她想等他夜里睡着了就用砖头砸他，把他砸死。但这只是最后的打算，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走此下策。她想尽量找找其他办法，说不定不那样也行。

　　她刚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就听见有人上楼了。她知道肯定是他，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往这楼上走。再说那登上楼梯的脚步声很沉，这跟他的块头有关，据她估计他至少在一米八五以上，长得很结实。

　　门开了，他走了进来，把门关上，并且不忘重新锁好。他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，她知道那是给她带回的盒饭。锁好门，他朝她走过来，两眼紧盯着她，她不由一阵战栗。她怕他，但竭力掩饰着，不让他看出来。他把装有盒饭的塑料袋扔在一张破沙发上，说：“你怎么穿着衣服？”

　　“傍晚气温下降了，有些冷。”她说。

　　“瞎说，这大热天的哪会冷呢，快脱掉。”

　　她迟疑了片刻，但还是乖乖地脱去衣服。

　　“我跟你一再说过，在屋里不准穿衣服。”他用威胁的口吻说道。

　　她没吱声，而是走到沙发那儿，从塑料袋中取出盒饭，那饭菜已是冰凉，她无声地吃着。他也不和她说话，不一会儿他朝水池那儿走去。他在冲澡。他的衣服都堆在一张凳子上，她注意到那串钥匙还吊在皮带上，他以前总把那串钥匙卸下来藏好，防止她拿了去开门跑掉，今天不知是忘了还是怎么，竟然明晃晃地放在她眼皮底下。冲完澡，他坐在床上边抽烟边看电视。电视机摆在两张方凳拼起的平台上。他看的是东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。